古老牧歌中的绿色新声：约翰·克莱尔《牧羊人月历》的生态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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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农民约翰·克莱尔从他成为诗人的那天起便因其阶级身份备受关注。近年来，一些学者尝试突破以往克莱尔研究以政治文化解读为主的模式，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加以审视，把克莱尔视作一位先于其时代的反传统的生态诗人。本文以《牧羊人月历》为例提出，克莱尔的诗歌深得英国田园诗歌传统的浸润，其所有创新均在传统田园诗歌的框架下产生。诗人有意识地利用田园诗固有的题材和形式，通过对极具地方性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追忆，抒发其对圈地运动的不满和抗拒，表达其对社会和谐和生态和谐的向往。

作者简介

陈红，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诗歌研究以及当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批评研究。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英国自然诗歌传统与当代生态诗歌的兴起研究”(16BWW039) 的研究成果。

Title

Green Voices in Old Pastoral: An Ecocritical Reading of John Clare’s The Shepherd’s Calendar

Abstract

Readers since John Clare’s time hav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his social identity as a farmer than to his poetry itself. Refusing to follow the mainstream of Clare scholarship which focuses o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dimension of the poet’s life and work, some critics in recent years attempt to take an ecocritical approach to his poetry and regard Clare as an anti-traditional eco-poet ahead of his time. The present paper proposes by taking The Shepherd’s Calendar as an example that, John Clare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English pastoral tradition, and all his poetic innovations actually work within the frame of that tradition. By using the traditional pastoral subjects and forms, the poet shows his regret about the loss of an old way of living and working that fits in with the local environment due to the Enclosure, and expresses his desire for a socially and ecologically harmonious world.

Author

Chen Ho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British poetr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 and animal literature.

Email: [e-mail]

 乔纳森·贝特把约翰·克莱尔（1793-1864）视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田园诗人”，理由是他的田园诗歌“表现出对自然和乡村生活的深刻理解”，同时还称其为“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来自劳动阶层的诗人”（Bate, John Clare 545）。贝特关于克莱尔的诗歌成就的两个判断是相辅相成的，克莱尔的乡村劳动者的身份决定了他不同于绝大多数来自城市或其他阶层的田园诗人，也决定了他的诗歌有着更多对于乡村自然环境、生产活动以及民风民俗的直接体验和感受。克莱尔诗歌的这一特点一直是评论者的关注点之一，近年来更有学者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加以审视，把克莱尔视作一位先于其时代的反传统的生态诗人①。约翰·巴洛尔和约翰·布尔在分析华兹华斯和克莱尔的田园诗时，指出前者集合了田园诗的多种传统，可谓集大成者；而后者则更多地表现出与传统相背的特点，并基于田园诗理应蕴含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的希望这一观点，暗示英国田园诗在克莱尔之后基本已有名无实（Barrell and Bull 427—430）。换言之，巴洛尔和布尔认为克莱尔一方面有着突破18世纪诗歌传统的趋势，另一方面仍旧以田园诗人的身份，在田园诗歌的谢幕表演中扮演重要角色。巴洛尔和布尔的这个观点十分有趣，因为它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传统与反传统的辨证关系，也是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深入剖析的一个问题。克莱尔的田园诗固然有其独特性，但其实他的所有创新都是在传统田园诗歌的框架下产生。本文将以克莱尔创作成熟期的作品《牧羊人月历》为例，展现克莱尔在田园诗传统的有限空间中所进行的多种开创性的尝试，进而说明这些尝试具有深远的生态意义。

01

克莱尔与英国田园诗歌传统

 克莱尔的诗歌深得英国田园诗歌传统的浸润，田园作品在这位农民诗人的不太系统却相当广博的文学阅读中占据着极大的分量②。他十三岁时买下了平生第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就是詹姆士·汤普逊的长诗《四季》，这本书对于自然的细微感知和生动描绘极大地触动了少年克莱尔那渴望与自然息息相通的心灵，也因此促使他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克莱尔的文学阅读主要涉及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直至19世纪早期三百多年间的数十位作家，其中对他影响较大的有埃德蒙·斯宾塞、维廉·莎士比亚、约翰·米尔顿、安德鲁·马维尔、奥利弗·哥德史密斯、维廉·古珀、托马斯·格雷，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数位乡村诗人如罗伯特·彭斯、罗伯特·布鲁姆菲尔德、安·耶斯丽以及安·阿德诺克等，还有与他大致同时代的沃尔特·司各特、维廉·华兹华斯、约翰·济慈和拜伦爵士等数位被后人归为浪漫派的诗人。罗杰·塞尔斯称克莱尔为“文艺复兴及18世纪文学的一位了不起的模仿者”（Sales 70），实际点明了克莱尔的诗歌创作深受英国田园诗歌传统影响的这一事实，因为文艺复兴和18世纪这两个时期在英国田园文学发展历程中均占据着特殊的重要地位，诸如斯宾塞的《牧人月历》、汤姆逊的《四季》、布鲁姆菲尔德的《农民之子》《乡村故事、民谣和歌曲》以及《野花》等田园诗歌都曾对克莱尔的创作产生过至关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当然，所谓英国田园诗歌传统并非一个一成不变的整体，汤姆逊的《四季》就以其对现世的关注和肯定、对自然万物的科学观察和如实刻画，以及对崇高美的发掘而有别于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田园诗歌，但它对乡村生活和乡村劳动者的表现则与传统无异。不过进入18世纪后期以来，《四季》所代表的18世纪田园诗歌主流遭遇到一股“反田园”势力的抵抗。这部分诗歌，如哥德史密斯的《废弃的村庄》、约翰·格雷布的的《村庄》、斯蒂芬·达克的《打谷者的劳动》等都以更趋真实的农事劳动状态以及劳动者的感受，突破了传统田园诗中牧人或农夫们悠闲快乐的刻板形象。

 18世纪田园诗歌中的这种传统与反传统的较量实际构成了英国田园诗歌得以继续发展的动力，也经由克莱尔的阅读，形成一个供他效仿或超越的、复杂且充满变化的田园诗歌传统。就克莱尔与此传统的关系而言，尽管特里·吉福德以及巴洛尔和布尔都把他的部分诗歌归入“反田园”（Gifford 127—128; Barrell and Bull 379—380），他在整体上实际更偏重于汤姆逊所代表的传统田园派，在这一点上克莱尔应该是受到自己十分钟爱的、且与自己拥有相同社会身份的农民诗人布鲁姆菲尔德的影响，因此唐纳德·戴维斯提出，克莱尔是“在一个始自汤姆逊、经由布鲁姆菲尔德传递下来的传统中写作，因此可以﹝与其他两位一起﹞参与竞争‘英国的忒俄克里托斯③’的新古典主义桂冠” (qtd. in Barrell 131) 。戴维斯的观点尽管颇为片面——既忽略了克莱尔对于汤姆逊之前的文学传统的吸收，又否定了他与18世纪的反田园潮流以及同时代的浪漫主义思潮之间的思想联系，却突出强调了对克莱尔的田园诗创作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的18世纪新古典主义田园诗歌传统。

 克莱尔的诗歌创作无疑是遵循传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因循守旧，也不表示他必须在其田园诗歌中选择逃避现实。事实上，正是他所遵循的这个传统本身给他提供了深入现实、乃至拷问现实的空间，而此处所说的现实主要涉及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一是克莱尔个人的乡村劳动者身份问题，二是圈地运动给英国农村及克莱尔一类的乡村贫民造成的普遍的社会问题。克莱尔曾因其第一部诗集《诗歌：对乡村生活和风景的描述》大获成功，幻想有朝一日获得经济独立，甚至最终脱离自己原有的社会阶层，然而圈地运动对于他的家乡，位于北安普顿郡的海尔伯斯通的影响在其成年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现实中深感绝望的克莱尔选择借由诗歌的渠道，重回圈地运动之前的和谐乡村，但他并非就此回避圈地运动的罪恶。事实上，克莱尔的诗歌从一位乡村劳动者的立场出发，对圈地运动给他赖以为生的这片土地带来的伤害深表痛惜；只不过诗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未直述胸臆，而是利用田园诗固有的题材和形式，在自然和劳动场景的描写中表达对他所属的这片土地和所有依附于土地的生命最朴实最真切的关爱，在对往昔的留恋中或显或隐地抒发对圈地运动的不满和抗拒。

02

克莱尔的地方意识和田园诗歌的传统与创新

 克莱尔的田园诗歌与传统田园诗一样，以人们熟悉的乡村景物、四季轮回和传统的乡村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他的早期诗歌更是极力模仿其阅读对象的诗歌语言和形式，因此鲜见个人特点或地方色彩④。他曾自我评价第二部诗集《乡村歌手》中的标题诗，认为它的问题主要在于没有“以足够强烈或足够地方化的方式来表达一位农民写诗时的真情实感” (qtd. in Bate, John Clare 226—227)，可见诗人也意识到好的诗歌需要有足够高的辨识度。对于克莱尔而言，这个辨识度的来源无外乎两个东西，一是他乡村劳动者的身份，二是生养他的海尔伯斯通的土地，而这两者之间他更不愿意放弃的是后者。《牧羊人月历》是克莱尔在世时出版的第三部诗集，虽然依旧着眼于展现传统的乡村风貌，也依旧在很多方面遵循着田园诗歌的规则，却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他个人对于生养之地的深刻了解和深厚情感，而他的这种因土地而生的极具地方性的知识和情感与我们今时所说的“地方意识”颇有相通之处。

 “地方意识”(sense of place)是现代环境主义思想中的一个概念，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兴起于北美和西欧的西方环境运动相伴而生。由于与“地方”问题相关的研究通常具有多科学的特点，学界对于“地方意识”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不过其核心可以归纳为“要求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所在之地的生态和文化，并且认识到文化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从而自觉地形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生活方式”（陈红 70）。虽然“地方意识”是一个产生于当代的、有着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及特定的政治文化含义的学术概念，但它对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设定并不仅仅局限于当代。事实上，学界对于“地方意识”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对人与环境之间已有关系的观察，比如人文地理学者段义孚用“恋地情结”(topophilia)一词来描述他所观察到的人类对于身处环境的情感依附，而人类学者塞萨·洛则在大量的史料研究和实际观察的基础上提出“地方依附感”（place attachment）的概念，认为它“不仅是一种情感和认知的经历，还包括把人们与土地连接起来的文化信仰和文化实践”（Low 165）。克莱尔在《牧羊人月历》中所表露出的对于海尔伯斯通的情感和认知可以被归结为“恋地情结”或“地方依附感”，后者或许更加准确，因为它强调了在克莱尔的诗歌中不可或缺的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要性。实际上，“地方依附”和“地方意识”常被作为同义词互换使用，而本文之所以更倾向于在此使用“地方意识”一词，是因为相比于“地方依附”对文化意义的单方面强调，“地方意识”可以同时观照到克莱尔田园诗歌所具有的文化和生态的双重意义。

 巴洛尔在他1972年出版的著作《风景观和地方意识1730—1840：进入约翰·克莱尔诗歌的一种途径》中，结合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盛行于英国的“风景”(landscape)和“如画美”(picturesque)的观念，以及19世纪初期发生在海尔伯斯通的圈地运动，对克莱尔田园诗歌的地方意识展开研究。他认为克莱尔的诗歌在景物描写、劳动场景呈现等方面表现出与风景概念主导下的18世纪审美观截然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空间感，也与汤姆逊、布鲁姆菲尔德和古珀等人代表的18世纪田园诗歌主流明显相左，其部分原因在于圈地运动给海尔伯斯通带去了包括田园景观在内的许多改变，激发起诗人对儿时家乡的怀念和对家乡的深入认知。巴洛尔的分析很好地抓住了汤姆逊、布鲁姆菲尔德、古珀、以及克莱尔的诗歌特点；他把克莱尔的主要创新都归拢到其诗歌的地方特征之下，这一判断尤其准确，因为无论18世纪田园诗歌内部有着怎样的差异，他们对于普遍规律的强调，以及对于秩序的重视必定使得他们轻视或忽略不具备普遍性的地方和地方特征。不过巴洛尔似乎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强调的是，克莱尔诗歌中具有地方特征的乡村景致和劳动场景由于主要来自于诗人对过往的回忆，因此依旧符合斯宾塞在其田园牧歌中为英国式田园生活确立的和谐美好、轻松快乐的基调，这是克莱尔不曾突破的传统。此外，巴洛尔对克莱尔的所谓“地方意识”的研究受制于其采用的“风景”视角，仅仅涉及审美和文化层面，加之时代的局限，未能发现该意识潜在的生态价值，而这恰好给我们留下了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本节接下来的部分将从两个方面展现《牧羊人月历》中的地方意识，重点分析其中蕴含的生态意义。

 作为克莱尔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牧羊人月历》在景物描写和劳动场景描写方面都表现出诗人强烈的地方意识。首先看景物描写。《牧羊人月历》中出现最多的就是各种常见的乡村景致，有丰富的气候现象，还有随季节变换而多有不同的动植物世界。克莱尔与18世纪田园诗人如汤姆逊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居高临下地或远距离地欣赏风景，而是贴近土地，贴近观察对象。此外，他也不曾试图去迎合时人对崇高美的追求，而只钟意描画家乡的平原矮丘、农田荒坡。巴洛尔还观察到克莱尔不仅像布鲁姆菲尔德和古珀那样善于刻画事物的特性，还常常把许多具有特性的事物堆积在一起，于是造成他笔下的风景不够有序。巴洛尔认为“特性”和“多样性”在克莱尔诗歌中的结合，说明诗人有“一套以无序为美的审美观”，与18世纪对秩序的推崇形成鲜明对比（Barrell 152）。巴洛尔的观察的确敏锐，但与其说诗人的审美观与众不同，不如说他更尊重现实；他与汤姆逊等18世纪田园诗人的诸多不同都来自于他作为一个乡村底层劳动者对待土地、对待自然的现实主义态度。以下选段出自《牧羊人月历》中的“四月”篇，可以从中窥见克莱尔景物描写的特点：

一处处的树篱和一丛丛的新枝嫩芽间

鸟儿歌唱着，享受着神佑

翠绿的朱顶雀和满身斑点的画眉鸟

忙着搭建它们布满青苔的窝巢

在你温暖如床铺的平原上

小羊羔们安然入睡

在你葱绿的山岗上沐浴阳光

像朵朵残雪

柔软的小生命再次

迎来阳光灿烂的时刻

小鹅在平原上蹒跚

黄灿灿的似遍地盛开的花朵

或在池塘里快乐游戏

追逐着水蝇

发怒的大鹅们则不住地嘶嘶鸣叫

把孩子们吓得匆忙逃窜  (Clare 42—43) ⑤

 上选两个诗节取自“四月”篇的中间部分，让我们看到一段由“树篱”、“平原”、“山岗”和“池塘”组合而成的风景图，其中“平原”一词在此出现两次，在整篇中更是多次出现，显然是当地地貌的主要特征。尽管只是作为生命活动的场景，这些地貌或地貌标志物本身在善于观察的诗人眼里亦是充满生机，比如树篱在抽枝发叶，山岗正绿意盎然，平原上开满了黄灿灿的花朵。当然，还有更多各具特性的生命在春日中竞相绽放。诗人一般在每两个诗行中安排一到两个动态或静态的细节，但个别地方，比如“小鹅在平原上蹒跚/黄灿灿的似遍地盛开的花朵”里实际包括一动两静的三个细节，令人目不暇接。这些细节大多包含生命体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比如小鸟与树篱，羊羔与平原，小鹅与池塘等等，这种关系决定了同属于生命体和环境的特性。尽管巴洛尔没有意识到这一层关系的生态意义，但他说到：“〔克莱尔〕描述的物体是他所熟悉的，其原型在海尔伯斯通这片土地上是真实可见的”（Barrell 151），这句话很好地点明了克莱尔通过细节描写确立地方特性的诗歌特点，而众多细节的组合便是巴洛尔所说的“特性”与“多样性”的结合。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结合的真正意义在于，诗人将进入他视野的所有生命：鸟、兽、花和人进行无等级无秩序的集合，赋予它们同等的关注，极大地挑战了18世纪思想体系及新古典主义田园诗歌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秩序”（order）观，以及此观念所涵盖的“神设”(design)及“等级”(hierarchy)概念，在貌似无序中还原自然的秩序，或者说忠实地再现“大自然赖以维系的无序”(Mckusick 243）。当然，我们很难就此断定克莱尔的挑战是有意而为，更有可能是他凭借自己“对自然的异乎寻常的敏锐感受”，去发现并记录下自然之美，因为在他看来，他的使命就是“记录下早已留存于大自然中的诗篇”(Bate, John Clare 209, 101)。

 克莱尔的景物描写因为摒弃了人为设定的秩序，表现出以尊重自然为基本原则的朴素的生态观。以上分析还表明，克莱尔诗歌中的自然不是普遍意义的抽象的自然，而是他熟悉的家乡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生灵万物。当然，那些同诗人一样在土地上劳作并以此为生的人们也是诗人关注的对象，更何况他们本就是田园诗歌一贯的主角。不过与传统田园诗不同的是，克莱尔的诗歌以自然为主角，人类和他们的活动被置于自然万物之中，常常成为自然生灵们上演的戏剧中的点缀，或者借用詹姆士·麦库西克评论克莱尔的话，克莱尔诗歌中的人物同诗人一样，都是“〔其〕周遭生命世界里的一个寻常参与者”（Mckusick 236）。以“三月”篇为例，该篇开头写到三月天气无常，冰雹雨雪尚未退场，洪水已开始狰狞，好在阳光已苏醒，将“春天的故事”四处散布(Clare 30)。于是在鸟兽花们纷纷登上春天的舞台之时，人们也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下选诗行中出现了修树篱和挖渠的两个工人，还有野鸟、野果和野草。

辛苦劳作的修篱工常常惊扰到

在长青藤枝条上寻觅褐色浆果的鸽子

饥饿的它们咕咕叫着从树篱间慌乱掠起

成群的像画眉一样满身斑点的田鸫

在随风摇摆的树丛间捡拾红色的山楂果

它们冬至春去

现如今寒风依旧没有一丝春意

挖渠工弯腰站在水中

开渠把湖水引入田地

或是清理小溪里的淤泥

小溪穿过的草场上许多的野草已萌发新芽（Clare 31）

 诗人对修篱工的用笔可谓吝啬，只给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动作，“辛苦劳作”，就让他消失，却花费颇多的笔墨来描写被他惊扰的鸽子和田鸫以及它们的食物，甚至不忘给在寒风中飘摇的树丛也描上一笔。相比之下，挖渠工在相关的四个诗行中占据了三行，有三个动作之多，但仍然比不上野草的一个“萌发新芽”来得生动美妙，可见大自然里的小生命总是比人类更让诗人着迷。仔细阅读最后四行，我们会通过挖渠工的动作观察到当时当地农业生产的部分环境，有被沟渠阻断、用以灌溉的“湖泊”，有经过冬季灌水后即将迎接播种的“农田”，还有“草场”和穿越草场的“小溪”，另外还有前几行里出现的用来分割田地或圈地的“树篱”。诗人正是通过这些具有地方特征的具体环境来展现他眼中的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人类的生产活动不断地改造着自然，另一方面自然也以其周而复始的规律性规范着人类活动，促使人类发展出一套与当地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克莱尔在《牧羊人月历》中采用沿自斯宾塞田园诗的时间结构，在季节的交替变换中再现大自然的生物节奏，以及与此高度一致的人类活动节奏。麦库西克谈到他对克莱尔诗歌的生态意义的理解时说：“克莱尔有着宽广且独特的生态视野，它源于一种对地方环境的投入，那里是这个‘写诗的农民’的‘生长之地’，他对那里的所有生命之间的相互关系了如指掌”（Mckusick 235）。麦库西克很好地抓住了克莱尔诗歌的地方性特征与其生态观之间的联系，但他似乎只看到诗人对“当地的动植物”的关注（Mckusick 235），而实际上正如我们在上引“三月”篇的片段中看到的，进入克莱尔生态视野的还有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以及当地的劳动者。

03

“快乐劳动”中的传统因素与现实基础

 克莱尔通过赋予他诗歌中的田园景物和乡村劳动者以明显的地方特征，使得其田园诗有别于汤姆逊所代表的、以普遍规律为重的18世纪田园诗，但他同时又在其诗歌中继续着田园诗人们一千多年来描画美好乡村的不懈努力。巴洛尔和布尔认为汤姆逊田园诗中的自然描写有着遵循传统和突破传统的两方面，但他对劳动和劳动者的表现基本上沿袭了“快乐劳动”的传统模式（Barrell and Bull 296），克莱尔亦是如此。但与汤姆逊不同的是，克莱尔笔下的美好乡村并非来自一个对乡村生活知之甚少的绅士阶层诗人的浪漫想象或审美式解读，他对乡村的表现反映出一个热爱自然、热爱家乡且内心丰富敏感的劳动者对田园生活的真实感受。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从一个乡村底层劳动者的视角来看，克莱尔所处的19世纪初期的英国乡村，甚至在此之前至少半个世纪的英国大部分的乡村，已经很难用“美好”或“和谐”等词来形容，劳动者的劳动和生活更是远非“轻松”，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克莱尔在《牧羊人月历》中对美好乡村，尤其对快乐劳动的执着？

 需要首先明确的是，克莱尔对快乐劳动的执着并不意味着他仅仅单纯地去表现快乐。准确地说，“快乐”只是《牧羊人月历》在表现乡村劳动和劳动者方面的主旋律，并非唯一元素。况且，诸多因素的存在，似乎也不允许克莱尔去照搬前辈田园诗人的劳动快乐论。从文学影响的角度看，克莱尔之前不光有汤姆逊等，还有哥德史密斯、格雷布和达克等一众反田园诗人；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汤姆逊之后的英国乡村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圈地运动的影响，所以克莱尔的诗歌里有劳动的艰辛，有农民的不易，还有圈地运动给乡村贫民带去的伤害，但就《牧羊人月历》来看，这些内容所占比例极其有限，诗人常常将它们一笔带过，而将更多的笔触用来描画快乐劳动者的形象。下引选段出自“七月”篇，可以很好地说明《牧羊人月历》在表现劳动场景和劳动者感受方面的特点。

雇工们仍然在田地里收干草

一些田里的干草已基本收完

只剩一些零星的干草堆

这些也不会被收税官放过

牧师们手拿绿色的树枝到处指指点点

年年如此声称他们知晓其中的把戏

农民们看在眼里怨恨于心

嘴里抱怨着驾驶马车离去

在树篱为界的圈地和平地草场上

一群群光膀子的乡村青年忙碌着喧闹着

粗言秽语把幽灵从她的藏身之地

驱赶到林地深处

再寻一处无人经过之地

远离圈地和收割过的草场

他们唱着淫秽小曲讲着可笑的故事

把枯萎难闻的干草装上马车

男孩们站在车上装载

男人们在车下用健壮的双手

托举起长叉上的草垛

男孩们赶着马车引领车队

少女们拖着长耙走在最后

单薄的衣裙随风摇曳

还有随之颤动的缕缕卷发

和几近袒露的雪白的胸脯

让干草堆中的男人眼乱神迷 (Clare 70—71)

 这是一段典型的劳动场景描写，展示出盛夏季节收运干草的繁忙景象。诗人以他描写景物和乡村集体活动时惯常采用的“共时”手法，把发生在不同区域的不同劳动群体的活动加以集中呈现，此处可见的有两个区域内的两个群体。第一个区域是“田地”（grounds），一般指圈起的私有田地。出现的人物有制作干草的“雇工”、教区“牧师”和替牧师收干草的“收税官，”以及田地的所有者或租用者“农民”。按照当时的惯例，农民全年收成的十分之一必须上缴其所属的教区，由教区牧师派收税官前来清点和收取，农民对此自然是怨声载道，所以才会有“怨恨”的表情和“抱怨”的举动。除此之外，有关劳动本身的动态描述词只有两个：雇工们“收拢干草”，以及农民“驾（着装满干草的）车离开”。接下来出现的第二个区域里的活动呈移动状，一群光膀子的“乡村青年”从“树篱为界的圈地”和“平地草场”来到“林地深处”，最后停在“一处无人经过之地/远离圈地和收割过的草场”，在那里他们和村里的男人女人以及少年们一起，把公共土地上割下的干草装车运走。这一处场景涉及较多劳动动作，与收运干草相关的有五个，依次为：“装〔……〕车”“装载”“托举起长叉上的草垛”“引领车队”和“拖着长耙。”诗人用连续的动词营造一派“忙碌”之象，却无意表现劳动的艰辛。相反，他多处写到年轻人聚集时的喧闹，写他们用“淫秽的歌曲”和“可笑的故事”相互取乐，更用四个诗行描写队伍中少女们的衣着和体态，用一句“眼乱神迷”带出男人们在少女因天热衣单而“几近袒露的雪白胸脯”前的失态，甚至在此之后，又花了五行之多来刻画少女们不堪男人们粗鲁的玩笑，只得充耳不闻的尴尬神态；所有这些非劳动情景的描写都间接烘托出“快乐劳动”的主题。

 当然，我们在这个选段中也看到了农民面临的税收负担，并通过诗人对不同劳动区域的精确用词，看到了圈地运动之后的土地格局以及乡村体力劳动者对被圈土地的回避。但相较而言，诗人显然更钟意于描写劳动中的快乐或劳动之余的闲暇时光，这其中既有田园诗传统的影响，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现实。事实上克莱尔所在的海尔伯斯通在英国的圈地运动中属于较晚被波及的地区，传统的以开放式公有土地为基础的乡村社区合作劳动方式在该地维持了较长时间。此外，巴洛尔的研究还表明，发生在海尔伯斯通的圈地运动并未降低当地劳动者的生活水准，因此我们在克莱尔的诗中看不到圈地与贫穷的联系⑥。

 如果说巴洛尔的考察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克莱尔诗歌中出现的“快乐劳动，”另有一些学者则把这种快乐理解成一种想象或逃避。约翰•古德里奇和凯尔西•桑顿认为克莱尔诗歌中的一些表述看似与田园诗中常见的对乡村劳动的不切实际的想象相类似，也同“主流的田园和风景传统对劳动的艺术包装”颇为一致，其实却反映了克莱尔与众不同的心态（Goodridge and Thornton 101）。保罗•奇里克把这种心态具体理解为诗人在诗歌内外寻求逃避劳动、以获得更多闲暇时光的意愿，而这种心态或意愿的背后则是诗人对于“古今劳动”及其价值观的对比（Chirico 83）。奇里克的发现实际给我们提供了进入克莱尔田园诗的一个重要途径：从新旧对比中看诗人对现实的抗拒。其实，无论克莱尔诗歌中的“快乐劳动”是否有其现实基础，其最终指向必定是圈地运动所带来的令诗人愤懑或痛惜的改变，只是他所关注的这些变化到底是什么？它们与诗人对地方和对自然的关注之间有何联系？

04

新旧对比中的社会危机与生态现实

 田园诗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是城市诗人们为怀念旧时所谓单纯的乡村生活而做，可以说田园诗歌发展历程中最持久的传统元素便是今昔对比，克莱尔也正是在此传统的观照下，从自身在圈地运动发生前后的不同体验出发，完成了一个乡村底层劳动者对这项英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农业运动的大胆控诉。

 圈地作为一种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由来以久，其在英国的发生规模为欧洲各国之最，不过直到1688年之后英国政府才通过一系列法案使圈地合法化，而真正使之成为一场愈演愈烈的运动却是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1801年至1831年大量公有地被强行夺走，无数农民失去了他们对公有土地的使用权，沦为乡村劳动力市场上的无产者。据贝特考察，圈地运动对于克莱尔的家乡海尔伯斯通的影响在18世纪末即诗人出生的1793年尚未显现，局面的改变发生在十六年后即1809年，那一年议会通过法案，将包括海尔伯斯通在内的北安普顿郡下属的数个教区的可耕地、草地、牧场、公有地和荒地进行重新规划和围圈，海尔伯斯通及周边教区在1809年至1820年间完成圈地 (Bate, John Clare 46—48)。

 现有的有关圈地运动的大量研究表明，当不同形态的公有土地被统一规划成私有的农田和牧场，当具有一定经济和政治独立性的乡村劳动者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和自由，圈地运动势必带来极大的经济、政治、社会，乃至生态影响。这些研究中自然不乏不同意见，比如就乡村底层劳动者而言，一般性的观点认为他们是圈地运动最大的受害者，但上节提到巴洛尔比较研究海尔伯斯通的底层劳动者在圈地运动前后的经济状况，利用劳动阶层人口的流动数量以及救济金的发放量等指标，得出的结论却是，至少在海尔伯斯通这个地方，底层贫民的生活水平非但没有下降，反而略有上升，只是巴洛尔在这个结论后面又加了个让步状语从句：“尽管〔他们〕依然一如既往地穷困潦倒”（Barrell 193）。让人多少感到有点不解的是，作为一名来自农村社会底层的诗人，克莱尔很少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劳动人民生活的窘迫；《牧羊人月历》中偶有一些，也多是侧面描写。这或许跟他对 “快乐田园”传统的坚守不无关系；巴洛尔对此的解释则是，相比于乡村劳动者在圈地运动前后的物质生活状况，克莱尔更关心“圈地运动之后穷人所处的新的社会局势”（Barrell 194），而此处的“社会局势”（social situation）实际等同于“社会关系”(social relationship)。的确，克莱尔笔下劳动阶层的贫穷即便没有完全被快乐农人的形象所遮盖，也已失去了时间标记，如同他们的快乐一样；这种虚幻的永恒是田园诗一直以来刻意营造的，它看似与田园诗内藏的新旧对比机制相矛盾，实际却构成了对比关系中那个必不可少的、永远如此的“美好旧时光”。克莱尔保留了田园诗的这份貌似不受时间伤害的快乐基调，同时又把他真正关心的因时间而改变的社会关系问题纳入视野，使得他对乡村生活的个人体验具有了地域和时间的双重特殊性。

 克莱尔是个热爱自然的人，他的所有关于自然的感知和体验都来自他故乡的土地，来自他从小便徜徉其中的广阔的田野、林地和荒原，如同他在“四月”篇中所写：“〔……〕我飞快穿过你的田野/它一望无边直达天际/是我所知的全部”（Clare 41）。诗中这些一望无际的田野在他长大成人之前基本都是公有土地，它们对于克莱尔这样的底层劳动者不但有着维持生计的实际作用，更有着重要的心理和社会意义。伊恩•韦特斯通过对公有土地景观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公有土地体系能够〔……〕带来一种真正的社会和经济独立感，反映在其景观上是一种与此对应的个人及文化的体验—一种让内心安稳的内在的自由感、空间感和幸福感”（Waites 89）。韦特斯的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克莱尔的田园诗中何以频频出现快乐的劳动者，让我们意识到他们的快乐与他们曾经拥有且尚未完全失去的公有土地之间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同时也意识到“独立”和“自由”对于维持一个健康良好的社会关系是何等重要。克莱尔对于自己的阶级身份十分敏感，对于因圈地运动而造成的乡村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关系的改变耿耿于怀，尤其不满于他所属的贫民阶层因在公有土地私有化的过程中逐渐丧失其宝贵的社会和经济独立性而难以获得其他阶层的尊重。

 在《牧羊人月历》里，克莱尔把他对变化中的乡村社会关系的感慨穿插在有关乡村传统节日的描述中，比如五月节、农民节等。以“六月”篇中出现的有关农民节的片段为例，诗人在多处写到农场雇工们在一年一度的剪羊毛季节里日日聚集在一起，在繁忙劳动之余把酒欢歌的情景。但在诗人的眼里，古老的传统已然改变。在该篇的结尾部分，他写道：

艾酒和歌声，祝福和欢笑

不过是古老的农民节残留的影子

那曾经盛满佳酿的⑦

旧榉木碗被弃之不用

那时古老的自由尚未死去

主人和下人们一同欢乐

他穿着跟乡邻们一样的棕褐色衣衫

他言语粗放跟家仆一般

他跟众人同饮一斛酒

还一同应和着雇工的歌唱

这一切都已逝去—行将消失的

还有节日里残余的时光

因为傲慢的等级差别拉大了

绅士与粗俗乡民之间的距离

当傲慢在良俗的娇嫩花朵上倾洒致病的霉菌

古老的节日必定枯萎衰败 (Clare 68—69)

 在诗人看来，尽管如今的农民节依然不乏美酒、歌声和欢笑，但这些其实都只是过去的“影子”，真正支撑这个节日的“古老的自由”已消失无踪。曾经，穷人和富人、雇主和雇工会在这样的节日里同饮一碗酒，同唱一首歌，不分彼此或贵贱，如今的他们因“傲慢的等级差别”而互生隔阂。诗人在最后两行用花朵遭受摧残的比喻，说明古老的习俗正在走向毁灭，罪魁祸首正是绅士阶层的“傲慢”。克莱尔对于来自上等阶层的轻视一定深恶痛绝，但他把乡村旧有的和谐社会关系的破裂归结于地主们的傲慢，其实是犯了逻辑性错误，因为傲慢本身也是果，而其因则在于圈地运动，在于它剥夺了公有土地赋予乡村劳动者的 “古老的自由”，将他们从自给自足的劳动者贬为依附于地主阶层的求食者。

 本文的第一节谈到克莱尔的地方意识，主要通过其诗歌中的景物描写和劳动场景描写来观察诗人对于家乡的情感和认知，重点在于他对自然的热爱，在于他对于当地自然环境催生出的劳动或生产方式的了解和认同。但其实克莱尔的地方意识还包括更多的内容，比如文化建构论者非常强调的“具体社区的文化惯例”（Heise 46）⑧。克莱尔诗歌中最典型的“文化惯例”莫过于那些具有浓郁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传统乡村节日，这些节日将同一社区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分享快乐的同时，也加强了人们对社区和地方的认同和忠诚。可想而知，以克莱尔如此强烈的地方意识，他必定无法接受这些古老传统的改变，因为随之改变的不止是外在的形式，比如农民节上那个在众人间传递的盛满佳酿的旧木碗，更有内在的精神，即大碗所意味的平等和分享，而平等和分享的精神恰恰是将同一社区的人们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剂。此外，诸如传统节日之类的文化惯例还可以将人们与当地自然生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克莱尔借其诗歌怀念的旧时光是与海尔伯斯通一带世代沿袭的公有土地制密切相关的。公有土地制一方面给予不同形态的土地以生存空间，无论是可被利用的耕地、牧场、森林，还是那些貌似于人类无益的沼泽或荒地；另一方面它也让众多无产的乡村贫民拥有生活的自主权以及生存的尊严。此外，公有土地制度之下采取的轮耕和集中放牧的土地使用方式一方面使得土地可以获得修养生息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促使同一社区的人们相互帮助，协同劳作⑨。克莱尔未必能像今日的我们一样，对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理性的认识，但我们在他的《牧羊人月历》里的确看到人类的活动与自然万物的活动有着同样的节奏，也的确能感受到让他念念不忘的乡村社会曾有的“古老的自由”与自然界的生灵们所享有的“大自然的〔……〕无序”之间的深层联系。正如贝特所说,克莱尔这位劳动阶层的诗人与中产阶级诗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没有将其对自然的热爱与对社会的关切两相对立；相反,“他把‘人的权利’与‘自然的权利’视为共同延展、相互依赖的一对关系”（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164）。

 《牧羊人月历》有着明显的怀旧情绪，诗人对少时的回忆频繁浮现，反衬现时的不如意。在所谓“反田园”的诗人中，哥德史密斯同样也是借田园诗的怀旧传统来表达其对现实的抗拒。对此，雷蒙·维廉姆斯不以为然，巴洛尔和布尔则为其和克莱尔辩解，称他们的抗拒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他们所针对的是“发生在当地的具体改变”，诗人们从个人的地方经验出发而形成的有关“黄金时代”和之后时代的历史观也就“完全合理”（Barrell and Bull 380）。巴洛尔和布尔反对文学将历史抽象化，强调历史变革因地而异，更赞成文学表现地区差异和历史差异，而克莱尔所见证和所表现的这个历史性变革正是发生在海尔伯斯通一地的圈地运动。诗人眼见圈地运动改变原有地貌，掠夺生物栖息地和穷人赖以为生的土地，更深知它破坏了古老的乡村习俗，毁坏了人与土地的关系，他在《海尔伯斯通》（“Helpston”）、《剑井的哀伤》(“The Lament of Swordy Well”)和《沼泽地》(“The Mores”)等诗歌中痛陈圈地运动所带来的社会之恶和生态之恶，却极少在《牧羊人月历》里直接表达此意，更多地通过传统习俗的消失来谴责圈地运动给土地及其人民带来的巨大伤害。亚当•福尔兹在他为牛津大学2014年新版的《牧羊人月历》所做评论中，把该书的出版置于温室效应所导致的全球性气候异常的大格局之下，指出书中呈现的世界建立在有规律的四季循环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建立在“将未来视为由一连串重复的行为所组成的”信念之上，而串联起这些行为的正是“传统”（Foulds 60）。福尔兹的观点颇有启发性，让我们看到《牧羊人月历》中的传统有着重要的文化和生态意义，也让我们透过克莱尔对传统的执着看到诗人对“自然那不曾改变的甜蜜的意愿”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好生态的向往（Clare 62）。

 当然，我们在本文里谈论的传统还有另一层意思，即田园诗传统。克莱尔正是利用传统田园牧歌的时间结构，强调自然的恒定和规律性；用田园诗歌不可或缺的“快乐劳动”，表现一种与自然和谐一致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并在田园诗歌一贯的对比思维模式中，追忆古老地方传统中蕴含的社会和谐及生态和谐。

注解

【Notes】

①一些学者如雷蒙·维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3〕)、特里·吉福德（Terry Gifford, Pastoral; Green Voices, 2nd ed. 〔Nottingham: Critical,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s, 2011〕)和贝特都曾关注过克莱尔诗歌中的“绿色语言”并予以肯定，其中贝特所做分析较为详细，参见Bate, The Song of the Earth 162-168, 172-175。詹姆斯·麦库西克的文章专论克莱尔的生态观，本文稍后会提及。一些中国学者也曾撰文探讨克莱尔的自然观，如蒋玉兰：《克莱尔乡野诗歌的自然意识解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3〔2015〕: 137—140）和区鉷 赵恺：《约翰·克莱尔诗歌中自然对理想的重建》（《中山大学学报》4〔2013〕: 14—21）等。

②罗杰·塞尔斯认为克莱尔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农民（peasant），因为他不曾真正拥有过土地，只能算乡村劳动者或劳工（labourer），但事实上人们习惯于用“农民诗人”这个称谓来指代所有出生卑微且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田园诗人（Sales 27）。

③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Theocritus，公元前310—前245）被认为是西方田园诗歌的鼻祖。

④克莱尔早期诗歌被认为缺乏个人特点或地方色彩，部分原因在于出版商对其原稿进行了过多过重的改动，克莱尔本人尤其反感那些针对他的方言和个人用语所做修改。贝特在他所写传记的附录中详细解释并分析了自克莱尔身前到身后约两百年时间里不同版本诗集采取的不同的编辑策略及其效果。

⑤文中出现的诗歌引文均出自牛津大学1973年版The Shepherd’s Calendar，为本文作者自译。在此特别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陈浩然，他以克莱尔的诗歌为其博士论文选题，已发表数篇相关论文。他给笔者提供了克莱尔原文诗集和其它一些重要的参考资料，还曾一起讨论具体的诗歌选段，让笔者受益非浅。

⑥巴洛尔考察比较海尔伯斯通各个社会阶层在圈地运动前后的经济状况，有关乡村贫民阶层的考察结论是：尽管他们一直都过得很糟，但相比较而言，他们在1825年的状况比1807年时要略好。具体参见Barrell 193。

⑦此句中的“佳酿”只是个模糊的翻译，原文“frumity”指一种季节性的传统食物，用碾碎的大麦在牛奶里煮开后发酵而得。在此对帮助我解答诸多此类疑惑的英国著名诗评家特里•吉福德表示感谢。

⑧厄秀拉·海斯在其著作中提到有关“地方”或“地方意识”构成的不同观点，包括生态区域主义的观点，社会生成观及文化建构论等，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可取之处，此处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化建构论。

⑨巴洛尔在其著作《风景观和地方意识》的第三章中讨论了公有土地制或他所说的“敞地制”（open-field system）对海尔伯斯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其中提到了“轮耕”和“集中放牧”（Barrell 106），也提到了集中劳动的必要性（Barrell 105），但并没有关注该制度下的生态状况。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Barrell, John. The Idea of Landscape and the Sense of Place 1730-1840: An Approach to the Poetry of John Cla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72.

Barrell, John and John Bull, eds. The Penguin Book of English Pastoral Verse. London: Allen Lane, 1974.

Bate, Jonathan. John Clare: A Biography. London: Picador, 2004.

---. The Song of the Earth. Cambridge: Harvard UP, 2000.

陈红：《文学视野中的‘地方意识’——以池莉的“汉味小说”为例》，《东岳论丛》10（2015）: 70–77。

[Chen Hong. “Sense of Place from a Literary Perspective: A Case Study of Chi Li’s ‘Wuhan Novels’.” Dongyue Tribune 10(2015): 70-77.]

Chiciro, Paul. John Clare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Reader.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Clare, John. The Shepherd’s Calendar. Ed. Eric Robinson and Geoffrey Summerfield. Oxford: Oxford UP, 1964, 1973.

Foulds, Adam. “The Peasant’s Calendar.” New Statesman. 18 Apri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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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se, Ursula K. 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 Oxford: Oxford UP, 2008.

Low, Setha M.. “Symbolic Ties that Bind: Place Attachment in the Plaza.” Place Attachment. Ed. Irwin Altman and Setha M. Low.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92.165-85.

Mckusick, James C.. “‘A language that is ever green’: The Ecological Vision of John Clare.”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 61.2(1991/2): 22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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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es, Ian. “‘A spacious horizon is an image of liberty’: Artistic and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Space and Freedom in the English Common Field Landscape in the Face of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1810-1830.” Capital & Class 28.4(2004): 83-102.

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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